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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4-11-21 浏览次数: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馆以健全设施网络、资源下沉基层、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标准化和均等化为导向,围绕总分馆制、数字化、社会化、全民艺术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合发展等内容积极创新实践,推动事业迅速发展。理论研究方面,依托学术研究机构的引领、从业人员的积极参与和实践的有力支撑,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中国文化馆协会成立以来,文化馆理论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逐步健全、高水平研究力量逐步凝聚、制约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逐步得以破解,理论研究和理论体系构建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研究概况
2022年10月,笔者以“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群艺馆”“文化站”为关键词,通过CNKI、万方、国家图书馆等途径检索2013年以来将文化馆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成果,整理剔除后得到期刊论文4746篇(包括北京大学核心期刊论文117篇)、学位论文104篇、专著及汇编文献60余部,可大致反映出近十年间文化馆理论研究成果的规模。
期刊论文的研究内容涵盖文化馆事业的发展战略和方向、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馆设施经费及人员保障、特殊群体服务、全民艺术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跨地区跨领域合作发展,以及总分馆制建设、数字化发展、社会化发展、标准化发展、服务效能提升、文化志愿服务等众多方面。研究成果多刊载于《大众文艺》《参花》《魅力中国》《戏剧之家》等刊物,研究者以文化馆从业人员为主。其中,广东省文化馆、广州市文化馆、贵州省文化馆、河北省群众艺术馆、山东省文化馆、云南省文化馆、东莞市文化馆、深圳市文化馆等机构的发文量位居前列;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等管理和科研机构对文化馆研究投以较多关注。
2013年以来,高校对文化馆的关注度持续提升,已有至少77所院校的百余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文化馆站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文化馆站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总分馆制、管理和服务效能提升、人才队伍、绩效评估、设施空间、数字化、标准化以及文化馆的历史和贡献等内容展开研究。其中,北京大学刘海丽的博士学位论文分析了我国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在政府责任、治理机构、管理模式、资源配置、地域单元五个方面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了我国县域文化馆总分馆制的实现方式。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高博的博士学位论文结合陕西省各级文化馆的使用状况,总结了各级文化馆在区位选择、建筑规模、功能构成、空间类型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省域各级文化馆建筑规划设计的原则与模式。具有较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对文化馆的研究,既能体现高校等科研机构对文化馆关注度的提升,也能为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专著及汇编文献主要包括四类。其一,对文化馆事业发展状况、机遇和挑战的思考,以及重点围绕文化馆职能、数字化发展、总分馆制、全民艺术普及、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等内容展开的研究;其二,文化馆站从业人员业务培训辅导等实用性较强的书籍;其三,文化馆年会征文和专题征文获奖作品集、专题论文汇编以及“文化馆事业发展的思考与讨论”系列网上讲座交流活动的实录性书籍;其四,文化馆蓝皮书、地区文化馆事业发展报告以及部分文化馆的馆志,用以回顾文化馆发展历程、记录全国和地区文化馆事业发展概况。
二、主要研究内容
(一)文化馆的概念、功能及理论体系建设
1.文化馆的概念和属性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一种思维的基本形式,属性是事物所固有的性质和特点,对文化馆的概念和属性进行凝练概括、深刻揭示,有益于更好地把握文化馆的实质,并推动研究和实践。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文化馆的定位从“文化事业机构”转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其性质、核心任务和基本特征也随之有所变化。在此背景下,郭佳、戴珩和林红、曹树金、刘海丽、李国新等人对文化馆的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突出其政府主导、向全体社会公众开放的特征及核心任务的转变。王全吉、黄苹、杜染、萧烨璎等人则对文化馆的属性进行了剖析。
2.文化馆的职能职能是文化馆基于其本质和使命,在社会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和职业行为,决定着文化馆业务部门的设置、具体服务项目的开展。2013年以来,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对文化馆职能的界定广受关注,孔伟、戴珩和林红、宫平等人、武江和赵保颖、李国新、舒彦结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群众文化建设、社会教育、全民艺术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实际要求,对文化馆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和主要职能进行了探讨。研究者也从群众文艺创作、宣教与娱乐、艺术培训、基层文化治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育服务、社会音乐教育、发扬和传播地域文化等具体角度切入,对文化馆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论述。
3.文化馆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建设学界通常认为,我国文化馆的前身是民众教育馆,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自“文化馆”的名称于20世纪40年代末从苏联引入以来,文化馆事业也已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然而,目前文化馆仍处于无学科归属、缺乏完善的理论体系支撑的状态,制约着事业的发展。2016年以来,在中国文化馆协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的引导和全国文化馆理论体系构建研讨会的推动下,文化馆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日益受到关注。2018年,肖英奎对文化馆基础理论的框架体系与重点内容进行了探讨,王惠君分析了建设文化馆学理论体系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馆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行性,并构建了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构成的文化馆学理论体系。2019年,邱铭晨梳理了文化馆的起源与发展、相关政策法规,并提出了文化馆基础理论的框架体系与重点内容。2021年,黄放提出“现代文化馆理论体系”的概念,探讨其阐释视角、研究维度和构建原则。2022年,文化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视野。
(二)文化馆业务
文化馆开展的各项业务是其履行职能的具体方式,表现为场馆服务、线上服务、流动服务等形式,涵盖音乐、舞蹈、文艺创作、戏曲、非遗保护等众多方面,也是目前理论研究中的核心内容。2013年以来的理论研究成果涉及文化馆的各项业务,总体可归结为五个方面。
1.全民艺术普及
《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全民艺术普及”之后,迅速受到文化馆领域的关注。2015年,第二届中国文化馆年会以“全民艺术普及:文化馆的责任与使命”为主题,在业界掀起了广泛讨论,2017年,中国文化馆行业的第一本蓝皮书发布,即以全民艺术普及作为其核心内容。此后,对全民艺术普及的关注度持续提升,研究者围绕其意义、内涵、开展形式、创新路径、评价标准、实践经验、高质量发展路径等进行了探讨。此外,宁波市分别于2017年、2020年以专著的形式推出报告,通过总报告、专题篇、实践篇、借鉴篇、评估篇和大事记,对2017年以来宁波市全民艺术普及工作进行总结回顾;唐薇薇、孙刚以专著的形式,围绕全民艺术普及的内容、定位、实施路径、与教育机构的协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总体上,基于广泛的研究和实践,我国文化馆聚焦于全民艺术普及核心功能,已经构建起了主要由知识普及、欣赏普及、技能普及和活动普及构成的全民艺术普及内容体系[24]。
2.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化艺术是文化馆的传统职能之一,自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文化馆的核心使命之一。2013年以来,围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化和利用,文化馆已经进行了众多创新实践,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传播、展示;以“非遗+旅游”的方式促进文旅融合;将非遗保护与精准扶贫结合,在解决就业问题、拓展覆盖范围、搭建展示平台的同时促进非遗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多地联动的方式促进各地民间绘画的交流和学习;开发文创产品和文化旅游路线、设立民艺体验课等众多途径。
实践之外,研究者也围绕文化馆如何更好地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承进行了思索。例如,张玲琳提出,需要构筑非遗保护中心、文化馆和图书馆合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王怡婧探讨了文化馆强化非物质遗产保护职能的对策;陈润好结合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律法规,分析了公共文化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职责和角色;林静则从开展普查工作、加强宣传教育、制定科学的保护与传承制度、加强推广交流等角度出发,探讨文化馆保护与传承优秀民族民间艺术文化的路径;叶亚莹分析了民族民间文化所面临的城镇化快速推进加速民间艺术项目消亡、地方语言环境不足导致不少民间艺术项目濒临失传、人才匮乏制约民族民间艺术发展等问题。
3.文艺培训辅导和群众文艺创作
开展文艺培训辅导是文化馆的传统职能,也是研究中广受关注的内容。研究者或聚焦于具体的艺术门类,或着眼于文化艺术培训整体,对开展文艺培训辅导的意义、方法、创新实践、经验启示、存在的问题和优化提升策略进行了广泛探讨。在数字化、社会化发展背景下,线上辅导线下体验的培训方式、慕课和其他数字化手段在培训中的应用、社会力量在培训工作的参与途径和机制日益受到关注。
就群众文艺创作而言,主要研究文化馆在繁荣群众文艺创作中应发挥的作用,以及开展音乐、舞蹈、书画、文学作品等各类群众文艺创作的方法及经验。例如,戴珩就重大主题群众文艺创作展开讨论,分析其意义及创作中应该把握的要点;杨卓娅围绕政策扶持、机制保障、舆论引导、社会参与探讨了群众文艺创作发展的路径;苏云龙探讨了健全群众文艺创作激励机制的基本思路,即创作前做好引导培育、创作中给予支持扶持、创作后加以推广奖励;徐玲对新时代文艺创作在顶层设计、思想路线、工作机制、作品传播模式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梳理。
4.品牌活动打造
集聚力量打造富有创造力和美誉度的文化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吸引公众关注和参与,是文化馆提升服务覆盖面和影响力的手段之一。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文化馆品牌塑造逐渐受到关注。例如,王全吉梳理了我国群众文化品牌建设的进展、特点和发展趋势;黄晓丽认为文化馆的品牌打造应该侧重对文化馆整体品牌的塑造,并探讨了提升品牌建设的路径;杨健认为文化馆品牌建设的必要条件是加强政府主导、坚持连续性、提高覆盖率、让老百姓喜欢、满足唯一性、“新”字当头。同时,研究者结合具体文化馆品牌,如嘉定区“百姓系列”、深圳市文化馆联盟文化品牌、铜川市夏季广场文化活动品牌、四川省文化馆“百姓大舞台”品牌项目、浦东新区“午间文化一小时”、绍兴有戏等,探讨了文化馆品牌建设的具体做法、经验和启示。
5.国际文化艺术交流
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馆承担的重要任务。2013年以来,文化馆积极践行“走出去”“请进来”的要求,开展了众多相关活动。相较于前述四个方面,研究中对国际文化交流的关注相对薄弱,但已陆续有学者进行探讨。例如王全吉梳理了文化馆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成就,认为文化馆国际合作与交流呈现出数量逐年递增、品牌逐步形成、形式逐渐丰富、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特点;张皓珏梳理了文化馆国际交流的实践特色与存在问题,提出了文化馆与国际民间艺术节组织理事会合作的途径;庄建萍结合泉州市的实践,总结了对外文化交流的经验与启示;李珊珊、颜苗娟探讨了文化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成效。
(三)文化馆治理
推进文化馆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升文化馆服务效能的重要途径。目前,较少有研究关注“文化馆治理”,但在探讨文化馆站的服务效能、制约文化馆事业发展的问题时,通常提到的经费保障不足、选人用人机制不完善、人才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服务内容单一、供需对接不足等问题事实上与文化馆治理密切相关。
1.政府健全保障机制
政府在文化馆治理中承担着设立和维护文化馆制度、构筑法律政策体系以及健全设施、经费和人员保障机制的责任。2013年以来,研究中关注较多的是人员、经费保障以及产出问题。例如,龙胜兰、陈娟、韩谦等人对基层文化馆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进行了探讨;彭雷霆和陈逸芳基于设施、经费、人员的投入及其产出对文化馆均等化程度进行研究;黄凤和欧阳样结合文化馆经费投入和产出探讨其服务效率。同时,有不少学位论文聚焦于基层文化站的发展困境和路径选择,从基础设施条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效能角度切入,分析其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路径。
2.社会力量发挥共建、监督作用
由政府主导,通过政府购买、文化志愿者、捐赠、法人治理、公众监督等各类形式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是文化馆事业发展的趋势之一。2013年以来,文化馆社会化受到广泛关注,包括对文化馆领域社会化发展的状况和成效、主要形式的梳理,对文化馆社会发展的意义、目的、现状的探讨,全民艺术普及、文化服务供给等重点任务社会化发展的经验,文化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以及文化志愿者的身份认同服务模式等内容。例如,黄晓丽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文化馆社会化发展的政策,各地围绕法人治理、政府购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文化志愿服务和文化团队、文旅融合、第三方评估进行的探索,分析了文化馆社会发展的成效、制约因素和主要着力点。关思思和刘晓东总结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社会化发展的主要形式即政府购买、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社会力量独立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文化志愿者服务、众筹和基金会。
3.文化馆创新组织体系和服务模式
文化馆既是实施治理的具体场域,也是治理主体之一,通过创新组织体系和服务模式、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参与的评估机制等方式提升其服务效能。其中,创新组织体系和服务模式是目前最受关注的内容。
其一,通过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形式,对文化馆总分馆制的内涵、设置原则、建设思路、实践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等内容进行了广泛探讨。《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于2016年底出台后,李国新、陈彬斌、杨永恒、戴珩等学者从推进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动因、目的、实施主体、推进路径等角度切入进行了专题解读。曹树金、刘海丽先后出版专著,对文化馆总分馆制的基本概念、服务模式、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随着总分馆制广泛推行、设施网络实现全覆盖、服务末端逐渐延伸至基层、“文化驿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不断涌现,聚焦于服务末端的高品质文化空间打造逐渐受到关注。例如柳升高探讨了“文化驿站”的发展历程、运营管理、特点及启示,也有研究者结合浙江省温州市文化驿站、广东省佛山市“智能文化家”、北京市东城区“美后肆时”等案例,探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做法和成效。
其二,分析文化馆联盟建设的原则、路径、经验、政策支撑、文化馆总分馆模式和联盟模式的优劣,以及高质量背景下服务联盟的建设等问题;探讨文化馆跨领域合作发展,包括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协同发展、文旅融合、全民艺术普及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背景下与社会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合作等。
其三,围绕文化馆数字化发展的策略和路径、数字化平台建设和服务方式转型、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总分馆和服务联盟构建、大数据和新媒体应用以及“互联网+全民艺术普及”“互联网+文化馆”等问题展开讨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文化馆建设数字资源、运营数字平台、开展数字服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成为研究中关注的重点内容。
(四)文化馆史
2013年以来,对文化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回顾文化馆整体发展历程。例如常研菲梳理了1949年之前文化馆的发展历程;王全吉、刘海丽分别对1949年以来文化馆事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回顾历程并分析各个阶段的主要成就与特点。其二,研究某地区或具体文化馆站的发展历程、各个时期的特点,并基于对具体文化馆站的剖析,探讨文化馆站的功能变迁和历史贡献。其中,多数研究成果为学位论文,反映出高校师生对文化馆史研究关注度的提升。其三,编纂蓝皮书、文化馆志和事业发展报告,研究成果以专著为主。例如,中国文化馆协会自2015年起以两年为间隔编纂出版《文化馆蓝皮书》;山东省文化馆、青海省文化馆、山西阳城文化馆、固原市原州区文化馆等众多文化馆编纂出版了馆志;贵州省、重庆市定期发布文化馆事业发展报告,总结事业建设进展和主要成果。
三、重要进展
(一)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由于缺乏学科引领,我国文化馆理论研究长期缺乏专业学术交流平台的支撑。一方面,在2013年之前,文化馆领域并未建立专注于文化馆自身的国家级行业性组织,缺乏行业内部学术交流的引导、协调者。另一方面,相较于与文化馆联系比较密切的图书馆有三十余种专业学术刊物(含十余种核心期刊)支撑的局面,全国各级文化馆创办的期刊虽有2500多种,公开出版发行的却只有11种,且内容学术性不强,行业影响力不大,缺乏有影响力的专业学术刊物的引领。
2014年中国文化馆协会成立后,围绕理论研究、行业培训、标准化、评估定级、跨领域合作等开展了大量工作,在推动理论研究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其一,以每年举办的文化馆年会为契机组织征文活动,调动从业人员参与理论研究的积极性,评选优秀成果进行展示交流并出版论文集,搭建起全行业学术交流的平台。其二,面对文化馆理论体系建设较为薄弱的状况,于2016年成立了中国文化馆协会理论研究委员,并推出“文化馆理论体系建设计划”,旨在通过推动理论研究、组织理论体系构建研讨会、编写基础理论教材等方式构建中国特色文化馆理论体系。2018年至今,连续几届全国文化馆理论体系构建研讨会成功召开,与会者围绕理论体系建设、文化馆职能和使命、效能提升、数字化发展、社会化发展、乡村振兴、全民艺术普及、空间建设、志愿服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并举办主题征文活动,在调动从业人员对文化馆发展重大问题进行思索的同时,通过专题讨论和交流不断明确理论体系建设的内容和方向。其三,组织“文化馆事业发展的思考与讨论”系列活动和各类专题研究班、网络培训,引导从业人员关注事业发展的前沿问题,提升其理论研究素养。
2021年12月,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主办的学术类、专业类公开出版物《中国文化馆》正式发布,旨在汇集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馆领域高水平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成为文化馆界学术探索、创新、交流的重要阵地,打破了文化馆领域缺乏学术性刊物支撑的局面,也搭建起了高水平、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展示和交流平台。
(二)凝聚高水平研究力量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前,文化馆理论研究者以从业人员为主,缺乏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等专业学术研究力量的关注,学术研究氛围不够浓厚、学术成果影响力也较为有限。
2006年起,华中师范大学的吴理财教授结合对湖北、安徽等地的调研,探讨农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衰落的背景下该如何重建农民公共文化生活,文化馆站从最初只有从业人员研究探讨的状态逐渐进入专家学者的视野。随后,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政治学研究院、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学者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围绕乡镇文化馆站的职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贫困县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乡镇文化站建设、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的绩效评价、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文化馆社会化发展等问题展开探讨,研究成果既为事业发展提供了指引和支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高校的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将文化馆站作为研究对象,为文化馆理论研究注入新的力量。
2020年9月,在第七届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文化(群艺)馆馆长联席会上,我国文化馆发展史上第一个专门性的研究机构文化馆发展研究院宣告成立,凝聚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行政部门管理者和各级文化馆馆长力量,旨在对文化馆事业发展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组织、指导文化馆界的理论研讨、学术交流、科研活动、学术资料和刊物出版,推动文化馆行业建立学科支撑和理论体系。
(三)科研项目破解关键问题
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我国文化馆事业取得了斐然的成就,踏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制约事业发展、亟待突破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2020年起,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组织实施了“文化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计划”,旨在通过择优资助科研项目,解决事业发展的重大现实性理论和实践问题。
计划实施后受到各级文化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相关单位的广泛关注,先后收到申报书238份,选题内容涉及文化馆的发展方向和职能定位、学科建设和历史研究、文化馆法治、社会化发展、数字化和新媒体应用、慕课、新型空间、文化馆评估、年报制度、文旅融合、文化馆联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美育、非遗保护和传统文化传承等多个方向。经过评审,最终有13个重点项目和29个青年(一般)项目立项,其中,2020年度研究项目已完成验收,部分研究成果正在转化为行业标准,部分研究成果在解决事业发展关键问题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蓝皮书和事业发展报告形成制度
文化馆理论研究既要注重对前瞻性、创新性问题的探讨,也应注重事业发展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积累,系统全面、分门别类地反映事业发展概况以及出现的新事物、新进展。在其他领域,这一功能主要由编纂年鉴实现。例如《中国图书馆年鉴》能够反映全国图书馆、重要的大型图书馆、区域图书馆在当年度发展状况,包括特载、纪事、专文、事业发展、学术研究与活动、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专业文献、统计资料、年度大事记等内容,对于业界和社会公众了解事业发展、学界开展史料研究有重要的作用。
2013年以前,文化馆领域并无整理出版年鉴的传统,2015年起,由中国文化馆协会主持编纂的《文化馆蓝皮书》则填补了这一空白。迄今为止,《文化馆蓝皮书》以两年为间隔,已连续出版了三卷,内容涉及文化馆事业发展总体情况、行业发展前沿、重要研究成果、创新案例、调研报告、统计数据等。此外,贵州省、重庆市定期发布文化馆事业发展报告,既有益于定期回顾事业建设进展和主要成果,也能为后续研究积累资料。以蓝皮书和事业发展报告为载体,逐渐形成了定期整理各级文化馆事业发展概况、进展和成就的制度。
四、发展建议
2013年以来,我国文化馆理论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事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在文化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治理的背景下,继续围绕服务效能提升、数字化和智慧化、标准化推动均等化、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全民艺术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内容开展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是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义。秉承“强弱项补短板”的理念,文化馆理论研究还需从三个方面着力。
(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也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源头,各个学科都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当前,文化馆领域虽有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但多以应用型研究为主,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中国文化馆协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在多次讨论后认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馆事业快速发展,必须解决好基础理论建设以及理论体系构建问题”。为此,需要文化馆界关注事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对具有指导、推动、促进作用的基础性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建立完善文化馆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实践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撑。
(二)注重文化馆史研究
借助历史学的理念和方法对文化馆的发展历史加以回顾,梳理总结文化馆事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成果、经验和教训,参考借鉴国外类似机构的经验,从而为文化馆未来发展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结论,理应是文化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健全文化馆理论体系的重要方面。2013年以来,随着高校科研力量的介入,有关文化馆史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然而,相较于理论体系建设的实际需求,目前对文化馆史的研究仍显不足,需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相关研究。其一,回顾文化馆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探讨文化馆在各个时期和地区的发展特点、与社会各个领域的互动关系、对社会的贡献、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等问题,在总结经验、揭示规律并为未来发展提供参考的同时,彰显文化馆的作用与价值。其二,梳理文化馆相关理论研究的成果和脉络、反映文化馆其历史变迁、揭示其思想价值及其对事业发展的影响。其三,对国外类似机构发展历史、功能作用加以研究,为我国文化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引导作用
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文化馆从业人员5.4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4.1万人,占比75.6%;全国文化站有从业人员13.1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3.5万人,占比27%。总体上,文化馆领域拥有一支规模较大、素质较高的人员队伍。文化馆理论体系的构建既需要高校和专门研究机构的学术引领,也需要全体从业人员结合实践经验共同完善,为此,行业组织应充分发挥作用,引导从业人员积极参与理论研究。其一,强化分支机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期刊与知识服务等专业委员会的职能,围绕重要主题开展理论研讨与交流。其二,进一步健全提升从业人员研究素养、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通过组织学术能力培训、举办理论研讨会、开展征文评选、奖励优秀成果、拓宽科研项目资助范围等方式,调动从业人员开展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其三,以文化馆职业化发展为导向,以建立健全文化馆职业伦理规范体系为目标,引导从业人员研究、探讨并形成行业整体价值观,树立行业整体追求目标,让全体从业人员形成职业责任感、自豪感、使命感,从而提升驱动力和凝聚力。
五、结语
加强理论研究、构建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围绕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繁荣群众文艺、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实效性,以及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数字化、智能化、均衡化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上述任务的落实,既需要实践中的探索创新,更需要理论研究思辨引领、破解难题、提供方案,充分发挥理论研究对事业发展的支撑、指导、引领作用。
综合 | 文化馆发展研究院
编辑 | 梁玮钢